” 的確，增值稅、消費稅等大多數稅收的“隱蔽性”，降低了納稅人消費時的痛感。 如果沒有隱蔽，中國納稅主體——工薪階層的痛苦指數實際更高。 而在中國，民眾“高稅負”“低福利”甚至“無福利”，國家財政支出大部分用於了供養共產黨和政府，用於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的財政支出不足收入的三成。 據財政部綜合司的報告，中國政府的行政管理費1985年為170億，占財政支出9%，2000年為2768億，占比17%，2003年4691億，占19%，行政成本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 多數地方政府，尤其基層政府，行政管理費及工資支出占到了當地財政收入的八、九成。
民主國家的土地私有製已經證明可以使得土地資源獲得合理有效地使用。 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專製國家也已經證明，土地國有製不能夠使得土地資源獲得合理有效地使用。 中國的土地國有製是在中國共產黨用槍桿子強迫下進行的。 前文講過，1982年1月1日，中共頒布了第壹個《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的中央“壹號文件”， 雖然承認了“包產到戶”的合法性。 “包產到戶”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礎上的，農戶和集體保持承包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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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的市場化改革，人民公社制度不能適應農田承包制和農村經濟發展，統購統銷不得不退出歷史舞臺。 1985年1月1日，中央在《關於進壹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中規定，用合同定購制度代替統購統派制度，實行大部分農產品價格放開，由市場調節；糧棉油等重要農產品繼續由國家定價，實行合同定購。 以這壹文件的發布為標誌，農產品購銷體制進入了“雙軌制”時期。 但雙軌制運行中，絕大多數年份的市場價高於定購價和議購價，這部分差價形成了暗稅，由政府拿走了。 以1995年為例，該年政府征收糧食4620萬噸，購買議價糧4630萬噸。
這位名叫布朗的美國學者將他的思考概括為壹個聳人聽聞的書名：《誰來養活中 國》。 這本書在當時曾經激起了巨大的爭論，也強烈的刺激了中國人的民族感情。 但回想起來，這應該是有關中國農業問題振聾發聵的第壹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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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旦土地由全體村民共有，則由此產生的轉讓，交易、定價，出賣等矛盾復雜到無法解決，越是民主越難以達成共識，按“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也解決不了。 農民維權的目的雖未完全達到，但維權行動迫使地方政府不斷提高征地和拆遷補償標準，同時也導致政府土地出讓收入增速迅速降低，威脅到了“土地財政”的存續。 建國之初，中共通過強迫農民加入人民公社無償剝奪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人民公社解體後，農民只恢復了人身自由和經營權，卻沒能收回土地所有權。 在農村推行土地承包到戶以後，中共宣布二十年不變，隨後又宣布三十年不變，出臺政策規定土地承包後“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人口變動不再重分，新的集體成員不再擁有土地承包權。
中國除了爆發爭取民權的國民革命，找不到任何壹種和平轉型的辦法。 在以權力為本位的制度框架下，缺少公民權利法律基礎的私有化只會導向最壞的結果——財富集中到少數權貴手中的紅色權貴資本主義，這是壹種強盜型經濟。 中國表面上還是公有制占主導，中共還叫共產黨，實際上從改革開放初期就開啟了由少數人操作的既得利益集團私有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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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有組織、有預謀」的特點必然聯系在壹起又壹個特點是，遼陽抗議罕見的出現 了工人領袖。 出於殺雞禁猴和分化的 壹貫策略，當局逮捕了三位工人領袖。 中國當局這種傳統策略並不高明，這很可 能迫使這些底層民眾走入地下，從而鼓勵暴力集團的出現。 在遼陽抗議中所表現出來的第三個特點，是抗議的政治色彩。 遼陽抗 議的口號已經不再局限與純粹的經濟目標，工人們不僅要求調查市領導，廠領導， 而且要求直接與中央及省負責人進行對話。
- 現在已經廣泛披露的資料證實，在這次抗議的最高峰 時期，包圍仁壽縣政府的農民有上萬之眾。
- “經濟督戰隊”是習近平陣營為了壟斷經濟與鞏固支配其他派系的官員的權力締造的最新發明，在共產黨國家的歷史上也是壹項創新。
- 中國雖說自古行中央集權，但是政府機構也還是很小，中央政府壹般設三省（中書、門下、尚書）六部（吏、戶、兵、刑、禮、工）。
- 當年陳永貴壹當上省級領導，下田幹活跟著警衛員，搞得老陳很不自在，領導種田，警衛員閑著，硬是給攆走了。
在這個意義上，暴力行 為發生的頻度，實際上就是衡量中國農村生存資源稀缺程度的壹個靈敏指標。 雖 然在少數城市化水平較高的沿海地區農村，基層幹部手中的權力比較值錢，因而 聚斂了可觀的財富，但就大多數農村而言，普通基層幹部（不包括那些我有實權 的基層領導）的生存狀態與他們的農民鄰居相去不遠。 據我們所知，就是在江蘇 這樣經濟發達的省份，基層鄉鎮幹部被拖欠工資的情形也經常發生，要註意的是， 他們的工資水平本來就非常微薄。 所以，在中國農村越來越頻密的暴力背後，我 們看到的不是底層官僚的人性扭曲，而更多的則是「國家」的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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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對經濟的控制不是消失了，而是以壹種更加隱秘、更加有力的方式 存在著。 它甚至已經成為壹種比傳統的計劃經濟更加難以溶解的體制形式。 與 「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基本建立」的樂觀判斷相比，這可能更加接近問題的真相。 而這種具有自我加強能力的「權力經濟」體制，就是為雄心勃勃的中國新壹代領 導人準備的舞臺。
頒布《企業法》，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明確企 業是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經營者，促使資產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 新業公司，90萬元（不參加優先股）； 香港潤濤，1,660萬元； 李某某，9 0萬元； 李某，80萬元； 許某某，80萬元。 林某某的手法是當代中國比較有代表性的壹種常見手法，但其涉及金額相對 少，獲利手段也太過拙劣，與1991年中國的爆炸性新聞「原野風波」相比，這種 流失實在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 只要你把閣下的住宅/辦公室平面圖上傳或郵寄給我們，我們便會為閣下的住宅/辦公室分析其風水吉凶及佈局，並指出須改善的地方。 不論你想選購的是公屋、居屋、私人樓宇、村屋、單棟樓、大型屋苑、宿舍、唐樓、祖屋、劏房本公司的專家都可以為你提供專業的風水意見以及資料讓你參考。 香港環境複雜，不論經屋、私人樓宇、村屋、單棟樓、大型屋苑、宿舍、唐樓、祖屋、劏房，本公司的專家也可以為你查詢到香港物業是否有寬頻覆蓋，讓你在添置物業或搬屋前，能夠得到最準確的覆蓋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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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校長身患癌癥不能進食，不能說話…… 壹個女教師壹只耳朵聽不見了，沒有時間治療……她馬上退休了還壹個人包教壹年級各科。 對深夜家訪的教師往往送些南瓜子、玉米棒或兩個紅薯致謝，教師不接納還不行，否則他們會淚水漣漣，認為教師嫌棄禮輕。 對深夜在沱江邊上挨家挨戶家訪教師來說回校途中只能疲憊不堪的地領著壹袋紅薯、玉米棒壹步壹停走在泥水路上。 近來本地財政短缺，每個老師都被扣了工資，生活難以維系。
大量資料表明： 中國」土地」二級市場」」上的價格並不低，1985年壹般城市地價約為5-8萬元 /畝， 1988年上漲為15-20萬元/畝。 90年代前期沿海地區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的地 價猛漲，已超過 萬元/畝，有些黃金地段更高達700萬元/ 畝。 這些 價格往往是」壹級市場」的數倍乃至10多倍，價差在中間環節大量流失。 所以不 少地方的土地雖然大量出讓，但地方政府卻未能形成大的積累，只使不少權勢者 和參與炒地者成為巨富。 有人曾算過壹筆詳細的帳，政府出讓的大部份未經開發 的生地或不完全具備「七通壹平」條件的毛地，土地價格大多都很低。 根據北京 市黃金地段土地價格分析，未開發成熟的土地批租價格只占開發成熟的土地價格 的10％，即：壹塊開發成熟的土地的價格，壹般包含10％的土地出讓金、30％的 基礎設施和基地處理投資，以及60％的土地增值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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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國，這壹切都被不分青紅皂白扣上“醫鬧”的帽子加以汙名化，認為患方是在鬧事、訛錢，極盡指責與鄙夷，以阻止、破壞患方維權。 而在中國，患方根本無力也不被允許組織起來，全國每年數以億計的病患處於壹盤散沙中，根本無法互幫互助，於是在醫療糾紛中被醫方各個擊破、輕易打翻在地。 廈村錫降村 而且這也導致人們放棄利於推動醫療改革、改善患者整體權利的公益方向的維權，轉而只專註於個體利益，讓患方群體被極大的分化，使得有權有勢的人可以輕易獲得醫療賠償甚至責任追究，而沒權沒勢的則只能忍氣吞聲。 第四，發達國家的患方聯合了起來，通過建立患者協會等方式集體維護權利。 廈村錫降村 這使得患方可以互幫互助、實現物質資源和信息資源共享，大大加強了患方的話語權、大大加強了患方與醫方博弈的能力，大大提高了整體和平均維權的成功率和容易度。
作為國家官 僚體系的最低層級，中國農村基層官員的工資等基本生存資源以及更高級的諸如 提拔之類的個人發展，完全掌握在他們的上級手中。 而這些基本和高級需要是否 能夠得到滿足，則取決於他們滿足上級的程度。 這就決定了，中國農村基層幹部 的服務對象不是農民，而是他們的上級。 當 基層官僚無法從他們的上級那裏獲得完成任務以及擴張自我利益的必要資源的時 候，壓榨農民就成為基層官僚的唯壹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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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今天中國的房地產是大小官員們用貪汙受賄來的錢在支撐著。 以南京為例：二十年前、南京房市低迷，房價僅三千元壹平米。 因為政府要從每壹平米的售價中提取三千元的“土地價”。
- 從此形成壹項固定政策，也成為中共推行集體化和人民公社的直接動力，不必再壹家壹戶地征購余糧，迅速從農村索取現代化建設資源。
- 而在中國，民眾“高稅負”“低福利”甚至“無福利”，國家財政支出大部分用於了供養共產黨和政府，用於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的財政支出不足收入的三成。
- 「意外事件」只是壹個觸發點， 只是壹個證明騷亂合法性的理由，是壹個「號召」騷亂的信號。
- 但這壹條從理論上看起來似乎已經弄清 楚的改制措施，而實際上可操作性不強：法人代表都是由上級機關委派的，且不 知哪壹天又會被更換，所有權又如何與法人財產權相分離？
這些搶劫來的財富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樣會重 新進入已經十分擁擠的生產領域，這些財富的可能去處是，用於揮霍、炫耀以及 進壹步搶劫的資本。 這種積累與其叫做「原始積累」，不如更確切的稱之為「不 斷積累」，因為只要權力不受到約束以及權力仍然控制著關鍵的要素資源，這個 積累就不會停止。 換句話說，只要這兩個條件被同時滿足，這種「積累」就將是 無止境的，不會因為某種偶然的「良心發現」而戲劇性的停止。 而這兩個條件恰 恰是中國改革模式中所暗含著的，不可觸動的前置條件（它甚至不允許被討論）。 其實，只要這兩個條件被固定化，中國的分配模式就意味著將長期處於鎖定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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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在國民財富增 長「壹支獨秀」的同時，中國內部的消費意願以及消費能力為什麼反而會變得如 此低下呢？ 對這個問題，許多人都從不同的角度給出了自己的解釋，但「有消費 能力的缺乏消費意願，有消費意願的卻缺乏消費能力」恐怕是對這個悖論最有說 服力的解釋。 顯然，這個事實所透露出的信息已經遠遠不像「內需不足」這個術 語那麼中性了。 這實際上在暗示，中國社會經過25年的改革，已經出現嚴重的分 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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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迪拜，人民不用交稅，甚至不用交連電話費，享受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結婚後可分到免費住房。 廈村錫降村 在英國，社會福利開支約為GDP的四分之壹，全民享受免費醫療和免費大學前的教育，90%的大學生享受政府津貼。 在德國，社會福利開支約占GDP的三成，社會福利幾乎包辦了壹切，窮人靠社會福利生活得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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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79年農村改革到90年代 初期，農民向中國城市釋放人口壓力的過程是緩慢和有節制的。 早期農村改革的 奇跡讓中國農民誤以為，只要他們在自己狹小的土地上努力精耕細作，增加單產， 就可以繼續保持他們溫飽閑適的農耕生活。 所以在這壹時期，城市人們看到的農 村移民主要是木工，油漆工之類的「技術移民」。 可以說，他們主要是受到比較 利益的誘惑而主動進入城市的。 但中國農村嚴重失衡的人地比例以及迅猛推進的 市場化邏輯，很快就顯示出了其本來的猙獰面目。
不似現在的所謂“公務員”，朝九晚五，放下茶杯，又端酒杯，熒屏報頭，香車美女，賽過活神仙。 壹個小小鄉鎮長，連“芝麻官”都算不上，就能拿幾千萬元公款去澳門豪賭，這類渣滓聚集成為新壹代的鄉村惡霸。 民國初年中央政府頒布的《各省行政公署辦事章程》，省行政公署只設總務處與內務、財政、教育、實業四個司，全署編制不得超過60人。 到1990年，省級政府的工作機構平均為69個，人員編制多達幾千人，有的省甚至上萬人。 1991年底，中國1個省級單位平均領導11.3個地級單位，1個地級單位僅領導8.4個縣級單位，管理跨度小，導致層次重疊，人浮於事。 當官是中國人持續了幾千年的熱情，代表著人生的最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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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增值」足以讓中國農 民以體面的姿態融入中國的現代經濟體系之中。 但我們看到，中國農民無論是以 農民工的形式進城務工，還是以土地所有者的形式與現代工商業進行交換的時候， 他們的權利（無論是個人自由進出市場還是在市場中的集體談判權利）都受到了 人為的剝奪。 加上農民在信息及知識能力方面與城市人口在起點上的巨大差距， 農民與城市經濟體系的交換實際上就完全變成了壹場殘酷的掠奪。 顯然，今天中 國農民出賣土地以及出賣勞動力的價格實際上並不是壹種真正的市場價格，而是 壹種受到了操縱的市場價格，是壹種權利受到了剝奪而導致的不公平交換的價格。 不管中國最高領導 人出於道義原因對中國農民寄予了多少同情，也不管他們出於這種同情發出了多 少指示，都沒有改變中國行政當局的這種「城市」性質。
中國汽車，IPAD，化妝品等商品的價格是美國1.5至3倍，商品價差原因是中國商品所含的稅負全球最高，是美國的4倍多，是日本的近4倍，是歐盟各國的2倍多。 中國現行19個稅種中通過全國人大立法的，僅有個人所得稅法和企業所得稅法兩部，其它17個稅種的征稅依據是國務院及相關部委制定的條例或暫行條例，且大多為“隱形稅”。 廈村錫降村 除了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等少數稅種，國內稅種以間接稅為主，絕大多數稅具有轉嫁性，最終多會讓“消費者買單”。 ……中共犧牲了數千萬人生命打造的“革命”，其全部意義就是先用暴力將別人的錢搶過來，變成“公產”，再用權力將“公產”化為私產，通過巧取豪奪使當權者成為暴富者。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收入分配課題組近年對全國各地5344戶城鎮家庭的調查結果顯示，全社會的灰色收入在擴大，最高的階層灰色收入也最多，灰色收入高達6萬多億元，約占GDP的12%。 在公權力缺乏制度約束的情況下，政府大規模介入資源配置，是公共資金流失、腐敗泛濫的重要原因。 有學者提出了三個3000億的說法，即公款出國3000億、公款招待3000億和公務用車3000億元，認為中國的行政成本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遠遠超過其它國家，長期高居世界第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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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的情況是，政府養官已經把財政收入花光，沒有錢提供公共服務，可憐的公共服務主要面對少數“體制內”人員，廣大民眾需要費高價去購買公共服務，有關“事業單位”再壟斷這些公共服務，乘機宰割的民眾。 在沒有壹黨獨裁的國家，社會的平衡調整機制有效，能緩和各方的利益沖突。 例如在日本，由於經濟不景氣，百姓生活水平降低，社會各界呼籲國家公務員削減薪酬以使社會財富分配更加公平。 廈村錫降村 因應各界呼籲，日本政府在2012年8月內閣會議上決定，從2013年開始削減國家公務員近15%的退休金，以縮小“官民收入差”，緩和社會矛盾。